《傅山与王铎草书比较研究 》三

三、旁参篆隶作奇变，不与宋元作后尘[6]

王铎的字东侧西歪，在结构上常使用『侧左转右，侧上转下』的体势，在字的左右部分或上下部分施以角度上微妙的变化，这样，不仅使每一个字产生了生动的姿态，同时也产生了体势。就单个字而言是外敛内放，这一点是得自颜真卿的。

傅山在结字上吸取了王铎『侧左转右，侧上转下』的体势，而摒弃了王铎外敛内放的格局，他巧妙地在每个字的某个方位进行精神挽结，而对其它方向则大胆放纵，横向起笔之后用更多的圆转来纵向贯气，因此结字便呈现内敛外张的态势。他用大块的疏密来分割空间，疏密对比超过常态，使得傅山的字显得『支离』，甚至显得『丑陋』，他没有刻意去安排字的结构，而是『率意』地放胆而为，祝嘉以为：

傅青主，故说结构上有不得当，还是好的，因为不轻滑则力足，力足则神全，真率出于自然，自能远俗。[7]

王铎口中言：『吾书独宗羲献』，[8]念念不忘的是魏晋风度，但他的体势却分明来自米芾。『米芾书本羲、献，纵横飘忽，飞仙哉！深得兰亭法，不规规模拟，予为焚香寝卧其下』。[9]他又自我暴露：『用张芝、柳、虞草法，拓而为大』[10]。他对柳诚悬真心佩服：『柳诚悬用《曹娥》、《黄庭》小楷法拓为大，力劲气完……，但以刀割涂加四隅耳……，谓为国工不虚』[11]。且进一步认为：『米海岳书，矫矫沉雄，变化于献之，柳、虞自为伸缩，观之不忍去』。[12]他抨击高闲、怀素、张旭以为野道，却又不动声色地从此三人汲取营养。他追求魏晋风度，但擢取的却是唐宋精华。在空间的分割上，不光旭、素、颜真卿，甚至黄山谷、徐渭、倪元璐、张瑞图等人的特点在他的字中也时隐时现。

傅山先学赵松雪，后学颜鲁公，把董文敏所继承的雅、秀、巧、媚的东西抛弃得一干二净。董其昌尝谓：『书道只在巧妙二字，拙则直率无化境矣』。[13]董其昌可谓是魏晋风度的忠实继承者。傅山则以为字要写得拙，写得丑，写得支离，写得直率。在审美态度和创作观念上，都是对董其昌理解的魏晋风度的不屑。他学宋元，更学汉隶，旁参钟鼎而探古篆，欣赏的是张着血盆大口吞嚼一切的饕餮蚩尤：『饕餮蚩尤婉转歌，颠三倒四眼横波，儿童不解霜翁语，书到先秦吊诡多』。[14]一个『诡』字道出了傅山的追求：不要耳熟能详，不要司空见惯，不要老生常谈，更不要浅薄流俗，而要面目狰狞，要生龙活虎，要颠三倒四，更要古拙生辣。这种审美心态和王铎的观念：写字要『如海中神鳖，戴八肱，吸十日，侮星宿，嬉九垓，撞三山，踢四海』，[15]要『劈山超海，飞沙走石，天旋地转』，[16]要『虎跳熊奔，不受羁约』，[17]何其相似！王铎欣赏的就是面如贝皮，眉如紫棱，口中吐火，身上缠蛇，力如金刚，声如彪虎的『幽险狰狞』。把字写成这个样子，又可以说在审美观念上傅山是受了王铎启发的。

但在具体创作时，二人又有不同，王铎认为：『盖字必先有成局于胸中……至临写之时，神气挥洒而出，不主故常，无一定法，乃极势耳。』[18]傅山则以为：『但于落笔时先萌一意，我要使此为何如一势，及成字后与意之结构全乖，可以知此中天倪造作不得矣』。[19]这就如同二人画竹，王铎是胸中有竹，腕下有竹，傅山则是胸中无竹，腕下有竹，显然在观念上傅山更胜一筹。由此傅山的拙、丑、支离、直率不是以丑为丑而是『归于大巧若拙』[20]而已，所谓『大巧不工』罢了。

宋元两代皆取法晋唐，而傅山上探钟鼎，杂糅汉隶，故其草书能神韵高古，苍茫吐虹。